知識權力與技術權力----新型態的國家權力                             

                               前言

知識權力與技術權力兩名詞，看似新潮，但其本質並非新的東西，而是長久以來存在於學者所論述的國家權力要素之中。故該稱謂說法雖新，內涵卻是自古皆有之的。近年來，特別是步入後冷戰時期，知識權力與技術權力之所以受到重視，乃至於大有快要取代軍事、經濟等權力，成為臨駕於各權力之上的中心指導，多少是受到現代主義者的影響，特別是托佛勒（Alvin Toffler）一派的觀察家或學者所鼓吹的。不論其觀點正確與否，至少是他們從現實環境中所觀察而得的一種演進，看似一股不可抵擋的歷史風潮。但儘管目前有此一發展趨勢，但能代表未來必定如他們所料的發展嗎？本文的目的就是從知識與技術權力被人們意識及注意的發展過程說起，深究兩項權力的基本內涵，並試圖賦予更加嚴謹的界定以釐清兩種權力間之關連，再說明現實世界中兩權力的行使狀況與特質，最後並提出不同於現代主義者所認知的反面觀點，從人性與科學哲學意涵的角度出發，以另一種觀點看待知識與技術權力。

一、               權力新解與移轉：

傳統上論及國家權力，亦或是所謂的國力學研究，多習慣對於權力的內容

加以分類。所計算考量到的基本依據，多是取自軍事、經濟、政治等較為具體的統計數字。至於「知識」與「技術」兩項權力，基本上幾乎並不視為一種權力，而只是將之參入經濟與軍事權力之中，視為兩大權力中的一項重要基本因素。就以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國際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中所列舉的國家權力要素來看，便將技術與知識納入工業能力和軍事準備兩要素之中；[1]英國政治地理學家Richard Muir亦是如此分類。知識與技術開始有資格冠上「權力」一詞，並漸漸成為一項時髦的話題，也是較為晚近的事。美國戰略學家柯林斯（John M. Collins）所提出的國家力量要素中，科學、技術、心理、道德是與軍事、經濟力量同等地位；奈伊（Joseph S. Nye）認為國家實力中的物質有形實力部份，就包括科技力量[2]；戰略學家福斯特（Gregory D. Foster）在其權力分類中，也將技術權力與心理權力（psychological power）與其他種類權力提昇至同等地位。因此，吾人可視柯林斯、奈伊、福斯特為將知識與技術看做一種可獨立行使權力來研究的先驅。

後冷戰時期，意識型態已不再是國際關係中的鬥爭焦點，故經濟權力的行使已超越了軍事權力的重要性。一般認為往後國家之間的競爭，將是以經濟權力為主要的權力投射工具，硬碰硬的軍事武力衝突將不再發生。不過在托佛勒的眼中，卻不是那麼樂觀。在《新戰爭論》一書中，托佛勒就強調所謂的地緣經濟戰，並沒有辦法真正取代軍事衝突；也就是說，戰爭是無法完全避免的，歷史上，許多經濟戰甚至於都是真實戰爭的導火線。這裡就牽涉出一個獨特的論點：托佛勒認為經濟至上論者站不住腳的原因，其一是太簡化權力舞臺的要素，而只用經濟與軍事來解釋一切；其二是太過時，因為它忽略了「知識」這項日益重要的角色。[3]這裡所說的知識，遠不止科學、技術、教育這些傳統項目，其他如一國的戰略概念、情報設施、語言、文化基本認知、宗教、傳播系統及價值觀亦包括在內，而這些要素正也是一個國家經濟與軍事水準的決定關鍵，會左右一國權力之消長。[4]故吾人可以了解到，在托佛勒眼中，二十一世紀全球權力舞臺的決勝關鍵，不在於經濟權力或軍事權力，而是所謂的知識支配權力。自1991年波斯灣戰爭以來，高科技武器與情報取得技術的創新優異表現，不論是以何種面目（軍事或經濟）表現於外，其深層的意涵，即其根本的思想指導，就是知識。

因此在探討後冷戰時期乃至於下一世紀的國家權力本質時，知識與技術的比重將愈來愈顯著，甚至大有超越軍事、經濟、政治等傳統上的基本權力分類，而成為帶動所有權力的中心指導之勢。或許這種看法目前仍言之過早，如Klaus Knorr就不以為然，他認為軍事權力使用時所受的限制雖會增加且更加緊繃。且必將導致改由使用現代主義來對國際間行為者動向做預報，而古典主義者將被迫修正他們的立場。但歷來記錄中這種受複雜時勢影響下所做的的預報，儘管是未來學研究者所做的，其預報水準的改善仍是不夠顯著的。[5]不過無論如何，知識權力與技術權力已漸為許多學者所重視，則是不爭的事實。

二、               知識權力與技術權力的內涵：

本文在前面就肯定知識與技術可以被視為一種權力，並提出了許多學者先

進之看法為佐證。卻也發現這些學者的主張，其重視知識與技術權力的原始出發點及意涵是不同的。柯林斯、奈伊、摩根索受現實主義的影響，較重視技術權力這種物質的、有形的影響，而很少見到「知識」這項哲學意味較濃厚的意識型態影子。與他們恰恰相反的，托佛勒在談論到第三波世紀的到來時，雖然一再讚嘆許多高科技的產品如隱形轟炸機、精靈炸彈乃至於內藏晶片的塑膠貨幣，但他更強調的，是發展這些物品的技術、且為這些技術所遵從的那個指導方針，也就是知識。從這樣的對比吾人可以很容易發掘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儘管大家都同意未來權力轉移將不再限定於軍事或經濟，但知識或是技術何者又將是下一波權力的主導則尚無定論。兩者是如托佛勒認為的那樣具從屬關係，即知識權力應是所有權力的真髓，凌駕於技術權力之上，是作為指導實用技術發展方向的依歸，甚至是擴散軍事與經濟權力的最高原則[6]？亦或是表現於外的（有形的），可資利用及投射的物質（即技術）才能稱之為權力？它們不能是一體之兩面，互為因果嗎？

本文所採取的觀點，傾向認定知識與技術權力是地位平等，為一體之兩面，相互為用的。理由如下：

1、托佛勒對於知識的界定太過空泛，無所不包，不問真假、是非、對錯的一併

   納入。且托佛勒之所以將知識權力「升格」凌駕於一切權力之上，主要目的

   是因為他所探討的主題，其時空架構是處於他所謂「第二波工業社會」與「第   

   三波資訊社會」的過渡階段。借用清朝末年張之洞的那句名言「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中的「體」與「用」二字。體是思想架構，具哲學性、倫理性意

   涵；用是方法、工具，具實用性質。在托佛勒眼中，知識權力就是「體」，

   技術權力是「用」。在現有的文明體系已發展到極至的狀況下，若想在國際

   環境中取得領導地位，有必要特別強調一種新的知識體系，以突破原有第二

   波典範[7]限制下無法超的技術桎梏，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是故托佛勒筆下的

   知識權力，看起來似乎是比技術權力更高一層次。但仔細看來，知識權力與

   技術權力的差別，似乎只有建立在短暫的時間序列上才有意義。如時間一拉

   長，便會發現兩者同時在改變進步，只是速度不同而已。即在一個極短的時

   間內（如一、兩年），我們只能看到技術的革新，但把觀察時間點拉長，就

   能看到知識觀念的改變了。90年代的高科技與資訊革命剛好遇上了知識權

   力的革新期，故看起來好像是知識引導出許多新技術，實際上兩者並無必然

   關連，更非從屬，而是有各自的發展歷程。就連知識本身之發展，也不一定

   是累積性的事實[8]。舉例來說，代表工業革命精神的蒸汽機之發明，並沒有

   馬上讓船艦由木製改變為鐵製，而是等到自古就已存在的冶鐵技術進步到可

   以大量生產後才出現。相對論的劃時代性出現並沒有為人類的太空技術帶來

   多少突破性實質進步，光速仍是停留在理論階段，無法造出真正的光速現象。

   而相對論本身，似乎也有在未完全驗證前就將被推翻的趨勢。所謂的知識典         

   範，並不能對技術權力造成決定性影響。

 

     知識革新                                            知識革新

     

 

     技術革新          技術革新        技術革新          技術革新

                

                       表可能彼此影響，但無必然連帶關係

 

2、縱然知識與技術地位平等，並無從屬關係，也無必然的連帶關係，但不表示  

   彼此間不會相互影響。若在偶然的巧合下，知識得到當時某項技術的支援而

   得以具體化，或是技術得以找到到某種新知識為藍本而改良進化，它們之間

   就可以相互為用。再提及前面曾引用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儘管歷史

   證明結果是失敗的，乃至於近代歷史學家黃仁宇所提倡「西學為體，中學為

   用」。本文不打算討論兩者熟優熟劣，因為那不是本文的主題。引用的目的

   在於前人的看法證明思想與方法、知識與技術是可以分開來發展，亦可在需

   要時加以結合的。即使是在完全不同時空下產生的邏輯思維，亦有結合起來、

   互為表裡的可能。舉例來說，精靈炸彈與隱形飛機並不是90年代才有的武

   器，但要到托佛勒所謂的資訊戰爭時代，才發揮了其最大的功效，同樣的東

   西，不同的操作模式（知識），就有不同的結果。

 

吾人了解到知識與技術的內涵後，在正式討論國際架構中的知識權力與技術權力前，有必要對兩種權力作定義。首先，所謂知識，就是一種關於自然、社會的思維體系，是人們認識和了解世界的指南；技術則具體實踐的原理，表現於各種工藝操作、方法、程序。故：

1、知識權力可視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意識型態、文明思維，可藉由同化、學習而影響他國原有的文化認同或價值觀。

2、技術權力則是一種國家資源，包含各種器物、製作方式和許多套管理模式，可藉由使用、買賣、移轉而對他國產生物質或精神上的影響力。

 

三、知識權力與技術權力的行使：

托佛勒在《大未來》一書開頭就強調，未來的國際情勢，將是知識支配權力。維克多貝蘇克（Victor Basiuk）在其著作《技術、世界政治與美國政策》中亦提到技術衝擊會把一種高度的複雜性引入國際社會，使它產生結構與地位的變動與差異。從這些論點可以看出知識與技術權力是以何種態勢實際影響國家權力體系的運作，也是經濟互賴、科技普遍化、非政府角色日趨重要的影響下必然的結果。具體說來可分述如下：

（一） 傳統權力之移轉：托佛勒謂三大權力來源中的兩個──暴力與財富，即傳統上一個國家主要投射的軍事與經濟權力，已經是越來越仰賴第三者，即知識權力的作用。因為由知識主導下的科技普及，還有思想觀念的自由流通，使得美國、日本、歐洲得以在經濟發展上將社會主義國家遠拋在後。而且同樣的，科技也會造成軍事能力的大躍進。[9]

資訊的日漸普及，加上工具的快速與便利，從科學研究報告到廣告宣傳，使得現代企業（不同於工業時代的企業集團）成為全新的財富創造體系。這種體系藉由資料、創意、符號和象徵意義的快速交換與擴散，造就了托佛勒所謂的「超象徵型的經濟」。[10]它講求特殊規格，脫離大量生產與配銷，強調分眾市場重要性。因此，像YAHOO這樣規模的公司，在工業時代根本無足輕重，然而到了資訊時代，卻可藉由網路創造驚人的業績；HELLO KITTY這類商業價值建基在分眾市場及創意的純符號性商品也才可在這個時代大行其道。今天，沒有人會在意一家公司的實質資產，廠房與機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行銷與業務能力、管理階層的組織能力與潛藏在員工腦袋中的創意，有限資源的迷思已被打破。因此，資金或鈔票被一只信用卡取代，「超象徵」造就了資訊時代的財富來臨。[11]這已經可視為一種新的價值觀與文明型態，知識與技術共同造就了一種新型態的經濟權力，不依靠鋼鐵、石油、勞力與生產線，抽象的財富一樣能夠影響經濟成長指數。

同樣的，不論是「科技帶動戰略」亦或是「戰略決定科技」，知識與技術在軍事議題上的影響力，也是非常顯著的。托佛勒在《新戰爭論》中，詳細地描述了美國軍事革命的過程，是由狹窄的技術性議題，逐步進展為「知識戰略」的普遍觀念。知識與技術權力在軍事領域中的展現，不僅是飛機飛彈科技而已，其他如情報戰、心理戰、傳播媒體戰、電子資訊戰等，都是以高級的技術及知識為前提才得以展開。此外，一些作戰原理與觀念，也隨著環境與技術的改變，而得作全盤或部份的調整。一個最好的例子是，由於衛星科技與網路的進步，所蒐集的情報雖多了，但單位情報的重要性卻減低了。因為蒐集情報去了解敵人的「能耐」已不困難，難是難在去從一堆可能無用的線索中取找出敵人真正的「意圖」。[12]「能耐」與「意圖」是不同的，判斷敵人的能耐可以依靠經驗與電腦的基礎統計能力，但意圖的判斷則牽涉到心理學和意外因素，是故一個具專業知識豐富的情報人員，也許是個心理學家而非一個純粹的軍人，就更顯得有其存在的價值了；這樣的戰爭，也不再只是傳統觀念中軍人的專利了。因此，高技術的武器固然較會贏得戰爭勝利，既使有些環境或自身條件不利於我方在原戰爭型態下進行鬥爭，知識本身亦會轉化戰爭型態，善用己身長處及優勢，使戰爭朝向有利於自身條件的方向發展。

      總之，如托佛勒所言，如果過去的戰爭曾經重要到不能光留給將軍去決

      定，那麼今天的戰爭亦重要到不能光留給無知的人去處理，不論他是不

      是軍人。[13]

（二） 知識與技術權力的特性：知識權力與技術權力能在今日及將來逐漸取得

主導，其本身所具備不同於軍事與經濟權力的特性亦具關鍵。在知識方面，首先，知識是可無限延展的，取之不盡。第二，我所用的那把槍不可能為第二人所同時使用，我所持有的那一塊錢也不可能為第二人所同時持有，但同一知識卻可同時為雙方所使用。第三，知識不像槍砲或金錢一般，只歸強人所擁有，弱者一樣能掌控。[14]

    技術權力的特性如下：第一、若干國家本身所具備的若干「有利」條件，使她們對特定技術可作較為有效的利用，受益也較多，即技術之「定命性」。如海運之於英國，就比對內陸國有益。第二、由於高級技術之發展需耗費大筆資金，成本的激增將使得國際合作或政府與民間的合作可能性加大。[15]第三，技術的衝擊，只會加快技術革新的速度，故商品的生命週期越來越短，新的成果很快又會衝擊前人的成就。

（三） 知識與技術權力的量化：不同於軍事、經濟權力那種較易找出具體數字加以評估量化的特性，知識與技術權力的評估標準到目前仍是未定論。依黃碩風的在《綜合國力論》一書中的評估方法，則是以教育經費、大專學生佔總人口比例、科技投資佔GNP之百分比來加以量化比較。事實上許多知識與技術權力的影響成果，都是藉由其他傳統權力的外衣而表現於外，故要強制將各權力分開計算，便會低估或錯失許多有意義的數據。至於更完善的量化評估標準，仍有待學界的發掘與創造。

 

四、               知識與技術權力的反思：

Knorr曾指出，過去國際體系受限於強制力量（特別是經濟權力）的不健全、不完整、不一致，故對於國際約束的效用著實不足，至少到目前為止不能說是健全的。原因乃是因為吾人目擊到近二十年來訴諸武力衝突的次數頻繁，包括多場戰爭。所以事實上，這些記錄僅可用來作為增加注重減少衝突與恢復和平的依歸。[16]Knorr所認定未來取代軍事權力的權力型態儘管是經濟權力而不是知識與技術權力，但其所提出的悲觀觀察角度卻同樣可套用到知識與技術權力。知識與技術權力與經濟權力一樣是不健全、不完整、不一致的，乃是因為其可以約束的效度，施加於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力要比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未開發國家要更為顯著有效。因此，戰斧飛彈對於散佈在森林之中的原始部落游擊隊絲毫沒有威脅性，電子干擾在以人力傳達資訊的索馬利亞民兵前也英雄無用武之地。擁有強大效能的新式武器不能消滅第一波社會型態的軍隊，原因乃是兩者間的戰爭型態根本是不同位階的。包括美國在內的現代工業社會，當然不會沒想到這點，但這種知識戰略上的顧及並不必然能產生相對應的技術方式；人總是有惰性的，更是喜新厭舊的，一旦使用並習慣了新技術，又如何能強迫自己去兼顧並重拾舊的東西？一個執行高科技作戰的士兵已經習慣用電腦鎖定敵人戰車、搭乘高機動載具至目標區參戰，但倘若敵人不用坦克，躲在不見天日的叢林中，試問除了少量的特種部隊外，一般士兵能以原始的作戰本能與徒步勝任這類任務嗎？儘管他們意識到了非如此不能達到成果，但肯放下身段這麼做嗎？越戰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美國已經意識到高空轟炸機無法徹底殲滅越共，而派遣地面部隊投入森林作戰，但結果仍是失敗，美國最後的選擇，不是克服困難，而是逃避。

故吾人可以發現，知識與技術權力要成為下一世紀主導全球情勢發展的關鍵，其路途還是充滿了不確定性。更進一步來說，或許隨著知識的氾濫，人類將面臨更多不同位階、不同文化特質的衝擊，而使得改變權力型態的要素更加複雜。所以知識與技術權力的成長，只會加深了新型態權力地位確立的變數。

倘若下一個世紀的新型態主導權力已經確定是知識與技術權力的話，人類社會就能如托佛勒所樂觀的估計，會是更美好的嗎？至少是更符合西方民主資本主義所期望的境界嗎？作者以為答案亦非如此肯定。吾人若從「 新科學哲學」（the 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觀點來看待此一趨勢，那麼得到的看法卻可能讓知識與技術權力蒙上負面的陰影。我們不妨從形而上的意識層面出發，以所謂的後孔恩（Post-Kuhnian）科學哲學觀點來看。後孔恩科學哲學其內涵不但只是探究科學作為本身的智性活動，亦針對國家籍其教育制度與意識型態等政治蘊含做了討論。本文在此不打算說明其就科學哲學本身的討論，重點是在其所衍生出的政治意涵部分，及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知識與權力的關係。Paul Feyerabend曾在討論現實世界中國家與社群的權力關係中，指出所謂科學精神那種強調：「科學不應受政治或外在因素的干擾」、「科學不應受到意識型態的干擾」、「外行人不要干預內行人」事實上不過是「科學家巧妙地要求金錢支援，卻不想負責的說詞」，即拒絕納稅人監督或參與相關決策。Feyerabend極不贊成這種被傳統所確認的科學態度，其原因不外乎是他與其他孔恩學派的學者一樣，認為科學亦是眾多意識型態中的一支，且所謂的科學也沒有真切的方法論。若此，科學與非科學只有社會學上的意義，即靠著制度與組織方式來區分之。這樣的區分並不能保證專家在科學結論上取得任何進展，因為禁止外行人的參與只會造成科學研究無法集思廣益、自我反省。[17]

這樣的觀點與知識與技術權力的未來有何關連？套用哈伯馬斯（Habermas）對於國家權力被正當化的解釋，就可以將之串連在一起。哈伯馬斯認為，資本主義時代的國家想要壟斷一切，是以用科學與技術來正當化國家統治的意識型態。[18]由此看來，不論是國家正當化科學，或是科學正當化國家，一種「專業宰制」或「專業權力」的存在就使得科學僅為少數人擁有或掌控，進而反映在國家高層權力結構上。專業知識必有一專業階層，而該階層在行使知識時，往往也就是在行使權力，這樣就會造成不平等的權力或利益分配。科學家或掌控知識的人之地位與社會報償得到鞏固，正是這種「非民主」的科學哲學所導致。因此Feyerabend認為，國家若不將科學知識與政治本體分離，一枝獨秀於其他意識型態之外，而假國家之力量成為唯一被用來教育人民的題材的話，自由民主社會就不可能產生了。[19]

據此回到主題來看，知識權力與技術權力之所以被過度強調，是否內含著一種反民主的潛在意識？這種意識對於國家政府而言是似乎有利的，使國家更易於統治其所轄下的人事物，但對於人民則是負面的。當吾人樂觀的慶幸軍事權力的重要性逐漸降低，而使戰爭的痛苦遠離我們而去的同時，另一種新權力型態是否就真如其表面所帶來的利益一般有著美好的遠景？亦或是一種更讓人痛苦的壓迫？倘若在知識、技術權力掛帥的明天，政府因「知識主義」的驅使，受到「科學精神」的影響，效法其專業至上的風格來執政，不再讓民眾參與政治決策與計畫，那麼未來的發展會是如何？可能有如下之狀況產生：其一、知識領域的獨裁壟斷轉化到政治層面與意識型態，進而出現新型態的獨裁者控制人民的一切生活，最後又回到以軍事權力與經濟權力（新技術的表現）為主的對抗鬥爭。其二、由於知識被過份神格化，導致典範的不可撼動，最終使得新思維無法出現，激盪不出新的技術或知識發展，而使得人類文明的發展減緩、停滯，甚至倒退。因此，如托佛勒那般神化知識技術權力，其最終得到的結果，卻可能不符合他所期望的初衷。

 

五、小結：

     不論托佛勒如何鼓吹知識權力與技術權力的必然性與重要性，事實上他的主張仍是停留在「大眾化」的階段，縱然是顯學，實缺乏較為嚴謹的學術態度或研究方法，其學術的意涵仍是不夠的。吾人不要只將托佛勒的看法視為未來學的全部，事實上仍有許多學者亦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許規模上不如托佛勒遠觀，也不是那麼具有啟發性，但卻可累積為足具份量的觀察報告，為知識與技術權力的未來，勾勒出一較為穩健踏實的願景。故本文在探究此一議題時，亦是本者不妄言的學術態度，希望能先求賦予其更加嚴謹的界定，以為這個學術領域增加或補充一些資料做為成果累積，對於實際現狀的預報則不是筆者所重視的。因為未來學界在研究這類議題時，所欠缺的就是對於界定的多加推敲。而若要對實際狀況作更多更深入的描述，則最好也要蒐集更多確實有代表性的數據為證，現在這一方面的努力，仍然不夠。

當然，面對這種尚未蓋棺論定的，仍在發展變動中的戰略議題，吾人所能做到的，也僅為「預報」（forecast）而已。妄想以不完整的數據，用科學方法來「預測」知識與技術這兩項「科學」的權力，其本身就不科學了！

參考書目：

1、Toffler，Alvin and Heidi，傅凌譯，《新戰爭論》。台北：時報文化，民國83年。

2、Toffler，Alvis，吳迎春譯，《大未來》。台北：時報文化，民國81年。

3、Kuhn，Thomas，程樹德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民國83年。

4、Basiuk，Victor，鈕先鍾譯，《技術、世界政治與美國政策》。台北：商務，民國69年。

5、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民國87年。

6、甯應斌，《知識/權力：作為新科學哲學的一個主題》。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十一期，民國82年6月。

７、Nye, Joseph S. 《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   

    New York:Basic Books, 1990.

8、Knorr, Klaus. 《The Power of N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

   Relations 》. New York:Basic Books, 1975.

9、Habermas, Jurgen.《Toward a Ration Society: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Boston:Beacon Press,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