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    目：克勞塞維茨思想對普德軍事思想演進之影響

一、               前言

就戰略理論的研究演進而言，拿破崙戰爭在歷史上是劃時代的大事，對於戰略思想而言，可以算是古今之間的分水嶺。自從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和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兩大師的著作問世之後，戰略才開始發展成為一種學問。[1]在其中，克勞塞維茨的軍事著作，尤其是他所著的「戰爭論」（On War）一書，在軍事思想史中是佔有特殊的地位。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所依據的雖然是拿破崙戰爭中的經驗與理論，但是他對拿破崙戰爭的闡述上，運用哲學的方法將戰爭的詮釋提昇至另一種更高層次的境界。[2]

根據克勞塞維茨的看法，他在「戰爭論」的開頭就開宗明義的對戰爭的本質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他認為「戰爭就是為屈服敵人，而貫徹我們意志的暴力行為。」[3]他認為戰爭既不是一種科學的遊戲，也不是國際間的競賽，而是一種「暴力的行為」，戰爭的本質即是「暴力的無限行使」。[4]克勞塞維茨根據拿破崙戰爭中所帶來戰爭型態和戰爭本質上的改變，指出了從那時開始，戰爭已成為「全民之事」，為人民爭取平等自由、生存權力的手段。而新社會的整合力量所造成的戰爭暴力無限的行使、戰爭空間的無限擴張以及戰爭數量的極度增加，使得戰爭逐漸接近其真正的本質和趨向於絕對的特性，成為克勞塞維茨口中所謂的「絕對戰爭」。[5]

克勞塞維茨這種決定性戰爭觀，影響了日後普魯士軍事思想的演進。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第一章結尾處提出「第一：戰爭在任何情況之下都非獨立的事情，而應視為政治的工具；只有這樣觀察才能正確理解各種戰史而不致陷入矛盾。第二：戰爭依其動機的性質與動機產生的各種關係乃有各種不同的類別。」「在政治家和戰場指揮官所採取最首要、最偉大和最有決定性的判斷行為，應先就以上兩點，正確認清自己所欲進行戰爭是什麼樣的戰爭，不可將它看作是與其性質不相符合的事情，這是一切戰略問題中最首要的問題。」[6]加上其在第四章「方法主義」所說「原則（grundsatz）也是行動法則的一種，但卻非形式化和刻板的法則，因其難以律定複雜的現實其況；故所謂原則，不外指這種法則的精神和意義而言；僅於不能適用法則時，乃委之於判斷力更自由的決定。此時，端賴行動者自發的動機，然凡可作為行動者的依據或指南針者，仍然還是原則。」[7]這兩者的意義衍生出普德軍事思想以及其「任務指揮」的發展，以下學生就根據其原則進行探討。

二、               對普德軍事思想演進之影響

根據克勞塞維茨「絕對戰爭」觀念，他預想從事戰爭的手段應以最無情、最迅速的手段來獲得決定性的結果，而這樣的一種手段，即是認為應該採取「殲滅戰」的方式來達成。[8]決定性殲滅戰爭即成為普魯士對於戰爭遂行的最中心思想，這一種觀念一直傳衍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一切的軍事理論，均以達到這個目的為最高原則。[9]

十九世紀的普魯士陸軍是四個人所創造出來的：菲德烈大帝、拿破崙、沙恩霍斯特（Sharnhorst），與賴赫勞（Gneisenau）。[10]在當時戰略學說理論中，包括約米尼以及克勞塞維茨在內，都是對於拿破崙的戰爭藝術作一原始的解釋，所以普魯士的新戰略也依此為本。自1850年以後，普魯士參謀本部即採取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來當作普魯士的軍事聖經，甚至自1866年起，一切戰爭理論與實踐，都受到「戰爭論」的影響。[11]

以對近代德國軍事學術影響深遠的毛奇（Herlmut Karl von Moltke）為例，他是克勞塞維茨的門徒，在他的領導下，普魯士參謀本部藉由經濟上以及技術上的發展而將拿破崙戰爭的經驗用來是用於新方法及新條件上。毛奇的第一項對於普魯士軍事的改革措施即是對於新興事業鐵道的擴充，因為鐵路帶來了新的戰略機會。部隊的運輸速度，比起拿破崙的軍隊行軍速度，可以快了六倍以上，於是一切戰略的基本因素－時間和空間－都完全以新的姿態出現。[12]雖然普魯士建立了較迅速的動員體系，但是直到鐵路系統出現後，才得以補救這些缺失。這樣的變革使戰略在本質上產生了時間與空間上的擴展，於是動員的速度與部隊的集中即成為戰略考量上的重要因素。[13]這種軍事上的改變使得自拿破崙以來的機動戰略得以進一步提昇，也為普魯士所追求的殲滅會戰的達成提供了一項新契機。[14]

但是因為軍隊的形體越變越大，使得即使有鐵路及交通幹道的出現，部隊的機動性也是不比從前。所以在運動時必須將兵力分散，利用稠密的道路往來加速部隊的運動。但是在會戰時又還是必須將兵力集中於決定點上。[15]這也是毛奇「分進合擊」的「外線作戰」觀念，他認為「……只要一個短距離的行軍，即可以使兵力從各個不同的方向上達到正面上，和進入敵軍的側翼上，於是戰略的運用即可以說是達到了止於至善的標準，……當用分進合擊的戰略作戰時，對於最後的結果是誰也無法保證的。這個結果的決定，不僅有賴於可以計算的因素，及時間與空間，而且也更常常有賴於事前小戰的結果，天氣，假情報，簡言之，即是人生中的所謂機會和運氣的因素。不過在戰爭中要想獲得偉大的成功，則無法不冒偉大的危險。」[16]

從毛奇最後一句話可以顯示他的戰爭哲學。他是克勞塞維茨的門徒，完全了解機會和天才在戰爭中的交相為用。[17]他也和克勞塞維茨一樣，認為戰爭和商業頗為類似：兵力為投資，而勝利則為利潤。因此對於一切因素都應作精密合理的計算。[18]但是他也知道，戰爭的問題是算不盡的，戰爭是政策的工具，所以毛奇雖然主張在軍事行動的實際指導中，指揮官故應保有自由，但毛奇也承認多變的政治目標和環境對於戰略是經常註定了要產生改變作用的。[19]他不認為戰略是一種科學，有一定的原則可以遵循。他在「論戰略」一文中曾這樣指出：「戰略是一種隨機應變的系統（a system of expediences）。它不僅限於知識，而是知識對於實際生活的應用。它是一種具有創造性的觀念，隨著不斷改變的環境而發展。它是在最困難條件壓迫之下的行動藝術。」[20]

根據上述看法，指揮的組織在毛奇的戰爭觀念中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他認為任何戰爭會議都不能指導一個軍隊，而在作戰計劃方面，只有參謀長才是指揮官的唯一顧問。即令是一個錯誤的計劃，但若能有堅定的執行，都還是要比一個綜合性的產品較好。反而言之，即令是良好的作戰計劃，也還是不能預測戰爭的變化，所以在現場上還必須作個別的戰術決定。[21]上級對下級的命令是越少越好，越簡單越好。換言之，統帥不應干涉戰術性的安排。毛奇甚至容許其部下擅自改變作戰計劃，只要能獲重大戰術成功，則准其將功抵罪。他幽默地說：「只要戰術能獲勝利，戰略可以讓步。」[22]

事實上，毛奇會有這種與拿破崙時期想法不同的思考是可以理解的。拿破崙的指揮體系是集權式的，其認為野戰統帥必須親臨戰場指揮作戰，他的元帥們以及參謀都只是這位大皇帝的工具，無法擔當一面之責。[23]但是之後由於戰場範圍擴大，軍隊數量日益增多，這種由一人獨攬大權，要想處處親躬指揮，已經成為不可能。毛奇對此有深切的認知，所以他要求指揮權限務必下放給予各級指揮官，這即類似英美軍隊中所謂的「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24]因為任何的作戰計劃都只能算到大兵團的開始衝突為止，過此之後即無任何的確實把握，所以最好是聽任各下級指揮官根據其自己的主動精神來採取行動，但必須符合一種共同的思想。[25]所以，一旦會戰展開之後，概括性的指示應代替詳細的命令。這當然又有引起混亂危險，但是毛奇仍然認為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時間的損失是更大的危險。[26]上級指揮官的命令雖然可以具充份的彈性，但是他的含意必須明確，否則執行者往往不了解命令的意義而「自行揣摩上意」，反而取代了命令的原意。[27]

毛奇的這種思想，日後德軍各級幹部乃至下級軍士官兵所表現的主動積極、勇敢頑強的戰鬥力，實乃傳承至毛奇從克勞塞維茨戰略思考中所得到的精華。毛奇這一套指揮原則模式，爾後發展成為德軍傳統的「任務指揮」原則（die Auftragstaktik），這也是日後德軍實施機動作戰以及閃擊戰的基礎。[28]

三、               任務指揮

毛奇所發展出的「任務指揮」原則，以中文白話解釋，就是「任務導向指揮系統」。[29]在這種系統之下，各級指揮官必須養成習慣，只告訴其部下應該做什麼（what to do），而不管他們怎樣去做（how to do）。也就是說，在整體架構之內，給予各級指揮官以非常寬廣的行動自由。當然這種制度的實行又並不容易，最重要的條件為全軍上下必須有徹底的互信，才能保證思想的一致，和行動的可靠。[30]另一個對於「任務指揮」的適切定義是：「……並非一種干涉到細節的命令，而是在指示達到目的所需手段下，對任務實施予以完全的自由。其基本觀念為，凡負責達成任務的人，必須讓他自己去選擇成功的手段。」[31]

「任務指揮」事實上也是從克勞塞維茨的思想一系延伸出來，也是具有其理論基礎和其來源。[32]事實上，普魯士軍官團基本上都是源自於中古封建時期的貴族後裔。這些貴族在封建時期時在自己的轄地享有獨立自主的權力，自己就是一個土皇帝。當國王要求他們履行戰爭義務時，任何規定他們細部措施的命令，都會被他們認為是對其世襲的莊園統治權加以干涉。於是國王只能給予其概括性的指示，而實施細節則放任由其自己決定。[33]一直要到菲特烈大帝及其後繼者在這些貴族身上建立起服從、服務等觀念，才使普魯士軍人培養出其「任務指揮」的淵源。[34]

但是毛奇的機動性投入戰場原則及「任務指揮」導向，卻未能帶給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勝利的果實，德國反而戰敗。雖然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基本作戰思想是以「希里芬計劃」的架構來進行，而希里芬和毛奇一樣，其思想都是承襲自克勞塞維茨。[35]即便是如此，希里芬卻還是忽略了克勞塞維茨的一些重要觀點。克勞塞維茨在其「戰爭論」第八篇第九章「以殲滅敵人為目標的戰爭計劃」中提出兩項基本原則：第一個原則就是在行動時對於目標和兵力都要儘可能採取集中的行動；‚第二個原則是要儘可能快速行動，如無充分理由，絕不停止，也絕不繞越。[36]而其後繼者未能看出該計劃之缺失，也就是「希里芬計劃」本質上是以「步兵所行的閃擊戰」。[37]戰爭的型態在當時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由於時、空、數量因素的急遽擴張，戰爭型態已經無法利用原始的肌肉能來遂行。利用人力步行來達成快速挺進投入戰區的構想，被新式的速射武器如機槍所阻擋，其所形成的結果是戰區無法擴張，壕溝戰也就因此形成。在這種情況下，毛奇的「外線作戰」機動投入兵力的構想，以及克勞塞維茨「殲滅作戰」的思維，根本無法在停滯的壕溝中實施，更遑論因其所形成的「任務指揮」！[38]

法國戰略家薄富爾對「希里芬計劃」即有一中肯之批評，他認為「希里芬夢想他的大包圍可以與坎尼會戰相媲美，但是他並未認清運動距離上的差異，坎尼會戰時只有幾百碼，而希里芬計劃則長達兩百哩。」[39]「希里芬計劃」的缺點即是在於它所使用的時機缺乏對應的技術加以支持，如果部隊的運動是由機動載具或是當時才剛剛出現的戰車來實行，那麼情況就大不相同。這種技術上的無法突破，也就造成普魯士傳統一貫戰略思想的破產。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新思考其戰略架構，在威瑪共和時期，重建德國作戰武力的塞克特將軍（Hans von Seeckt）保留了德國參謀本部的思想精神並加以延續，而且重新檢視毛奇、希里芬的軍事思想。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得到的教訓，德國回復到重視機動性的戰略上。塞克特將軍認為唯有建立一支具充分機動打擊力的部隊，而這支部隊將以果敢決斷的指揮官所指揮的高度機械化部隊對一支舊式觀念集中的敵軍實施包圍。[40]這種思想下所形成的結果，即是爾後「閃擊戰」的前身。

而對於協調大部隊運動以及「任務指揮」的解決方法，即是將部隊通訊設備的使用普及化。因為對於一支高度提倡「機動作戰」的部隊而言，「任務指揮」是極端重要的。因為在進行機動作戰的過程中，戰場的局勢及部隊的行進是瞬息萬變的，這時政治當局對於戰場的理解是無法預料的，遑論給予指導。而「速度」對於作戰而言又具有決定性因素，指揮官必須迅速地以自身對於現場狀況確認作立即的作戰指示。假如指揮官還要凡事均需等到上級下達指示之後再作決策，基本上他就喪失了「時間」這個決定性因素。而通訊設備的引進，對於裝甲部隊在快速運動時，仍得以和上級指揮單位作聯繫，具有相當關鍵性的影響。[41]因為通訊系統的改進，使得戰場指揮官得以親自跟著部隊運動，並以其自身的判斷力對於戰局作最迅速的處置。而在另一方面，遠在戰場後方的政治決策當局以及上級指揮單位對於其前線部屬一意孤行、執意擅權或是指揮錯誤、對戰場局勢判斷不清時，高層得以適時干預，加以補救。至此，毛奇和希里芬從克勞塞維茨思想中所得到的觀念才得以真正獲得成功。

四、               結論

克勞塞維茨的思想對於其後世子孫的深遠影響，吾人可以從自普魯士時期至近代德國，其戰略學家及決策者所擬戰略，都是以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思想為中心並加以衍生，以符合當前之技術與時勢。甚至是當前各國強調的機動作戰成功關鍵，也就是C⁴ISR開放式網路指揮體系，[42]這種指揮部成為各種情報資訊的匯集站，經過分析處理之後再結合指揮官的企圖轉化為各種命令傳達出去的思想，都是為了將克勞塞維茨的理論實際化的努力。

或許許多批評者都將其攻擊焦點集中在克勞塞維茨「暴力的無限行使」這個觀念上。但是吾人不可否認，克勞塞維茨觀點中的戰爭其真正目的是為了和平，而勝利僅是達到這種目標的手段而已。

參考書目

1、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民87年。

2、  Rosinsky，Herbert，The German Army。London，the Hogarth Press，1940。

3、  Clausewitz，Carl von，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戰爭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80年。

4、  Rothfel，H，鈕先鍾譯，Makers of Modern Strategies。台北，軍事譯粹社，民65年。

5、  滕日斤雲，裝甲雄師－第一部序曲。台北，真元堂，民87年。

6、  Fuller，J.F.，鈕先鍾譯，西洋世界軍事史III。台北，軍事譯粹社，民57年。

7、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86年。

8、  Fuller，J.F.，鈕先鍾譯，戰爭指導。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民86年。

9、  Seeckt，Hans von，張柏亭譯，毛奇評傳。台北，國防部，民50年。

10、  Elble，Rolf，王洽南譯，指揮思想與幕僚作業。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61年。

11、  Guderian，Heinz，鈕先鍾譯，閃擊英雄。台北，軍事譯粹社，民68年。